《告白》向我們告白了甚麼？

看電影《告白》，非常震撼。日本近年似乎出產不少另類的教育故事，繼《大逃殺》和（甚得我心的）《女王之教室》，《告白》更進一步幾乎推翻了校園劇的基本結構：需要教育／改造的原來不只是學生，老師和家長也不見得比學生更不需要反省。

當然，對比日本每年出產的無數青春熱血校園劇，所謂不少也不過幾部話題作。可是日本的青少年問題之嚴重程度就連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略有所聞（就連我學習日文的教科書內都經常出現如「現今的年輕人真不像樣啊。」等例句），某程度上解釋了為甚麼《告白》這部描寫校園生活陰暗面的電影，能在日本上映了足足四個月之久。因為熱血青春劇從來都不能反映青少年的真實生活面貌，大家等待一部向我們「告白」的電影好久了。

回應青少年問題，《告白》看來非常的社會性，但社會學地觀賞它的話便誤解了它。在我看來，《告白》其實是一部哲學性的電影。電影的情節毫不複雜，一個中學教師（森口）的四歲女兒死了，兇手是班上兩個學生（修哉和直樹）。老師為了報復，在二人的牛奶內混入愛滋病血液…不再抄預告了。從社會學的觀點看，電影要處理的是青少年嚴重罪犯的社會問題；從哲學的觀點看，電影其實是要探討生命價值和倫理學的問題。「為甚麼殺人是錯？」、「生命很寶貴，但為甚麼？」、「生命很寶貴，但為甚麼每個人的生命都很寶貴？」每個人無可避免在生命中某一時刻思考到人生的意義、作道德的抉擇、或忽發奇想而必須直面哲學問題，不只是學生、老師、家長也在不斷為自己尋找答案。自白的述事方式，除了直接向觀眾講出人物的內心世界，亦是人物透過自我對話反覆詰問來思考問題的過程。

《告白》探討的不是甚麼道德兩難，卻只是一個十分基本的問題。「為甚麼殺人是錯？」這個問題甚至基本得算不上是問題，因為它已經是一個不用懷疑的道德基本假設，既然所有人都認同殺人是錯，還有甚麼值得去思考這件事的餘地？但《告白》裡這些孩子卻反覆質疑這件事，而且他們問得不是沒有理由。學校和社會告訴我們「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很寶貴，所以不可以殺人」，但這些孩子每天的體驗卻是同學互相欺凌、班主任是一個連自己都覺得笨的人，好心做壞事、父母對自己不是放縱就是冷落。世界很醜惡，老師卻沒有教我們面目可憎的人的生命寶不寶貴。而且學校和社會每天在灌輸一些錯誤的觀念給孩子。《告白》的原小說裡對社會的斥責有更詳盡的說明，包括傳媒大量報導八卦式的負面新聞；老師因為少年犯從學校實驗室偷來毒藥殺人而無辜受譴責；流行的美式教學法為了讓孩子不會因互相比較而自卑，應該讚賞的時候不讚賞，沒事時卻胡亂誇獎；通通都是向孩子展示不公義的示範教材。以保護兒童之名的少年法更是終極不公義。連法律都不公義，更不用再指望甚麼了。

青少年的問題（不是青少年問題）不是立一條法例或換一個新教學法就能容解決的事，重點是我們能否講得出一套好的人生哲學來回應人類的深層需要？哲人佛洛姆(Erich Fromm)的名言：「人生是自我實力的展現」(“There is no meaning to life except the meaning man gives his life by the unfolding of his powers.”)。他在《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這本書裡提出一個愛的區分：無條件的愛和有條件的愛（他比喻為母愛和父愛）。有些愛是無條件的，但有些愛只能用努力去爭取得來，而兩種愛對人來說都不可或缺，否則無法做一個精神健全的人。這樣我們可以嘗試理解修哉和直樹何以走上成魔之路。他們之所以殺人，完全只為獲得一種能力感，一種在不公義的社會風氣裡不管怎努力都得不到的成功感。而殺一個人卻是多麼易如反掌的一件事。正如電影中的敘事者，喜愛收集毒藥的美月所說，只要幾滴毒藥就能殺死討厭的老師。不只有殺人動機也有殺人的能力。修哉和直樹兩個截然不同的個性，其實只是社會製造出來的一體兩面：一是選擇逃避的自卑狂，一是拒絕尊重道德規範的自大狂。

但問題有待解決，為甚麼不能殺人，就算世界很醜惡？森口老師的回答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人生、每個人都有他愛的人。因此不可以殺人，因為你也不會容許別人殺你最愛的人。這也算是一種公義。但我們就這樣滿足於森口的答案嗎？可以不殺人，但不公義如何應對呢？無個性、無所謂、像變形蟲一般的鄉愿同學如何應對呢？《告白》向我們告白了問題，但我們要怎樣解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