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白》向我們告白了甚麼？

看電影《告白》，非常震撼。日本近年似乎出產不少另類的教育故事，繼《大逃殺》和（甚得我心的）《女王之教室》，《告白》更進一步幾乎推翻了校園劇的基本結構：需要教育／改造的原來不只是學生，老師和家長也不見得比學生更不需要反省。

當然，對比日本每年出產的無數青春熱血校園劇，所謂不少也不過幾部話題作。可是日本的青少年問題之嚴重程度就連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略有所聞（就連我學習日文的教科書內都經常出現如「現今的年輕人真不像樣啊。」等例句），某程度上解釋了為甚麼《告白》這部描寫校園生活陰暗面的電影，能在日本上映了足足四個月之久。因為熱血青春劇從來都不能反映青少年的真實生活面貌，大家等待一部向我們「告白」的電影好久了。

回應青少年問題，《告白》看來非常的社會性，但社會學地觀賞它的話便誤解了它。在我看來，《告白》其實是一部哲學性的電影。電影的情節毫不複雜，一個中學教師（森口）的四歲女兒死了，兇手是班上兩個學生（修哉和直樹）。老師為了報復，在二人的牛奶內混入愛滋病血液…不再抄預告了。從社會學的觀點看，電影要處理的是青少年嚴重罪犯的社會問題；從哲學的觀點看，電影其實是要探討生命價值和倫理學的問題。「為甚麼殺人是錯？」、「生命很寶貴，但為甚麼？」、「生命很寶貴，但為甚麼每個人的生命都很寶貴？」每個人無可避免在生命中某一時刻思考到人生的意義、作道德的抉擇、或忽發奇想而必須直面哲學問題，不只是學生、老師、家長也在不斷為自己尋找答案。自白的述事方式，除了直接向觀眾講出人物的內心世界，亦是人物透過自我對話反覆詰問來思考問題的過程。

《告白》探討的不是甚麼道德兩難，卻只是一個十分基本的問題。「為甚麼殺人是錯？」這個問題甚至基本得算不上是問題，因為它已經是一個不用懷疑的道德基本假設，既然所有人都認同殺人是錯，還有甚麼值得去思考這件事的餘地？但《告白》裡這些孩子卻反覆質疑這件事，而且他們問得不是沒有理由。學校和社會告訴我們「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很寶貴，所以不可以殺人」，但這些孩子每天的體驗卻是同學互相欺凌、班主任是一個連自己都覺得笨的人，好心做壞事、父母對自己不是放縱就是冷落。世界很醜惡，老師卻沒有教我們面目可憎的人的生命寶不寶貴。而且學校和社會每天在灌輸一些錯誤的觀念給孩子。《告白》的原小說裡對社會的斥責有更詳盡的說明，包括傳媒大量報導八卦式的負面新聞；老師因為少年犯從學校實驗室偷來毒藥殺人而無辜受譴責；流行的美式教學法為了讓孩子不會因互相比較而自卑，應該讚賞的時候不讚賞，沒事時卻胡亂誇獎；通通都是向孩子展示不公義的示範教材。以保護兒童之名的少年法更是終極不公義。連法律都不公義，更不用再指望甚麼了。

青少年的問題（不是青少年問題）不是立一條法例或換一個新教學法就能容解決的事，重點是我們能否講得出一套好的人生哲學來回應人類的深層需要？哲人佛洛姆(Erich Fromm)的名言：「人生是自我實力的展現」(“There is no meaning to life except the meaning man gives his life by the unfolding of his powers.”)。他在《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這本書裡提出一個愛的區分：無條件的愛和有條件的愛（他比喻為母愛和父愛）。有些愛是無條件的，但有些愛只能用努力去爭取得來，而兩種愛對人來說都不可或缺，否則無法做一個精神健全的人。這樣我們可以嘗試理解修哉和直樹何以走上成魔之路。他們之所以殺人，完全只為獲得一種能力感，一種在不公義的社會風氣裡不管怎努力都得不到的成功感。而殺一個人卻是多麼易如反掌的一件事。正如電影中的敘事者，喜愛收集毒藥的美月所說，只要幾滴毒藥就能殺死討厭的老師。不只有殺人動機也有殺人的能力。修哉和直樹兩個截然不同的個性，其實只是社會製造出來的一體兩面：一是選擇逃避的自卑狂，一是拒絕尊重道德規範的自大狂。

但問題有待解決，為甚麼不能殺人，就算世界很醜惡？森口老師的回答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人生、每個人都有他愛的人。因此不可以殺人，因為你也不會容許別人殺你最愛的人。這也算是一種公義。但我們就這樣滿足於森口的答案嗎？可以不殺人，但不公義如何應對呢？無個性、無所謂、像變形蟲一般的鄉愿同學如何應對呢？《告白》向我們告白了問題，但我們要怎樣解決呢？

爛

近日有關教育的論戰不斷，先是有減班政策林超英與孫明揚隔空對罵，然後就是鬧得沸沸揚揚的直資學校「混帳」醜聞。兩件教育界大事當然涉及很多政策方向的問題，對學生、教師、學校管理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不能同日而語。然而當兩件事發生的時間如此接近，假如我們把兩件事的各種批評討論並置來看的話，不難看出當中隱含著一個基本假設：入名校、讀好書，將來才有好前途。這是一個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或無可改變的事實，當然亦沒有必要懷疑到底遊戲要怎樣玩。

大概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已視「入名校、讀好書」為金科玉律，並視之為社會流動的階梯。幾十年來，基層家庭若有孩子脫穎而出考入名校，是件在街坊街里眼中極其光榮之事，因為那一家人可期望有朝一天脫貧。電影《歲月神偷》一家人全指望讀名校的大兒子出人頭地，是導演自己的真人真事改編；社會上不少有地位人士都透過名校教育進身社會上層，例如律政師師長黃仁龍，又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林本著一份他對基層的感情，反對教育局減班措施，理由卻此言差矣。他指出其母校辦學優良，減班更令如同他當年的基層學生入讀機會減少，十分可惜。根據他的理論，應該推斷出全港成績最差的幾間中學應該倒閉，英皇書院加開一百班的結論。

同樣地，直資學校帳目報告中，其中一條為人詬病的「罪行」，是有學校幾乎從未動用過從學費中撥出一成的助學金，資助貧困學生。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一語中的，指出高昂學費早已令貧困學生卻步不敢報讀直資學校。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擔心長此下去會令直資學校變成富裕人家的專利，有礙社會流動。然而當我們振振有辭地以有礙社會流動為反對直資學校變成貴族學校的時候，到底有沒有反思過名校作為一社會流動的階梯，到了今天，到底還適用嗎？

近年中產家長為子女爭名校學位已幾近瘋狂程度。憂心之餘，我們總是同情天下父母心，因為父母都總希望子女能讀到一間好學校。當中的推理是，名校所以為名校，全因其辦學優良，子女接受優質教育，將來自然以真材實學在社會馳騁。我深信，在林先生接受教育的年代，也許的確如是。成績優秀的學生可透過全港統一派位進入名校，憑著個人苦努力可望成功。可是隨著時代的轉移，當年的名校畢業生都成為了掌握權力的人，這些人亦為人父母，有意識地安排子女入讀自己的母校，名校可謂進入了豐收期。名校根本可以不動用一分資源栽培學生，因為家長早已打點一切。重要的只是子女的履歷表上添上名校的招牌。名校的工作便從作育英才變成形象工程，興建豪華校舍，招攬精英運動員學生加盟，學生從受惠者淪為學校形象工程的一部分。或許這一切，可從各校的巨額盈餘數字窺見一二。時代變了，也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名與好學校兩者的關聯。

更重要的是，也許我們再也不像從前般重視真才實學。在社會上打滾大家都學會先敬羅衣後敬人。父母都明白，很多時候一張閃耀的履歷比真材實學來得有份量。我們的教育發展至今時今日的田地，也許不只是名校的錯，教育局的錯，也許整個社會和我們每一位，都要負上一點責任。